以案为鉴｜孩子考上大学，父母还有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父母离婚时约定“两个孩子的所有费用由男方承担”。女儿随母亲生活，父亲按约负担费用至女儿高中毕业并年满十八周岁。女儿考上大学后，要求父亲继续支付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父亲是否仍负有法定的支付义务？

李某与李某甲原系夫妻，2003年生育女儿李某某，2012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女儿李某某归李某甲抚养，儿子李某乙归李某抚养，两个孩子的所有费用由男方李某承担。

离婚后，李某按约负担了李某某大部分生活学习费用，直至其高中毕业且年满十八周岁。李某某考上大学后，李某未再支付生活学习费用。李某某母亲支付了其大一学杂费及部分生活费用。

李某离婚后另行重组家庭并生育一幼子，儿子李某乙现就读高二随其生活，李某经营一家门锁店。李某某已办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

李某某起诉要求父亲支付高中三年抚养费、大学四年学费及生活费共计148830元。一审判决李某支付大学期间生活费每月750元及学费每年6000元。李某上诉后，二审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严格的法定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一条对“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作出了明确界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据此，接受大学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不在法定抚养费保障范围之内。成年大学生虽在经济上可能尚未完全独立，但法律为其提供了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等制度化的自立渠道。

父母的负担能力是重要考量因素

本案二审期间查明，李某已另行重组家庭并生育了一幼子，幼子不足一周岁，另一子李某乙现就读高二随其生活。李某提出其已不具有负担能力，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具有负担能力。

即便在父母具有一定负担能力的情况下，为成年子女支付大学费用也只是基于亲情和道义，而非法定义务。当父母自身面临较重的家庭负担时，法院更难以支持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请求。

子女已通过其他渠道解决费用时对司法认定的考量

二审期间还查明，李某某已经办理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制度化资助渠道，学生可通过学校资助中心或生源地教育部门了解并申请。

最高法在本案中明确指出，李某某已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能够弥补在校期间各项费用不足，该贷款系无息贷款，可以在毕业后分期偿还。一审法院忽视李某的负担能力和李某某的实际情况，判决李某给付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应予纠正。这一裁判逻辑表明，当成年子女已有可用的制度化资助渠道时，要求父母继续承担大学费用的必要性相应降低。

离婚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不强制父母支付成年子女的大学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在任何情况下均无支付义务。如果父母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抚养费支付至孩子大学毕业为止”或“大学费用由某方承担”，该约定属于双方自愿作出的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依约履行。

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的是“两个孩子的所有费用由男方承担”，并未明确约定支付至大学毕业。法院据此认定，李某的法定抚养义务已随子女成年而终止。

第一，厘清法定抚养义务的边界。父母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一般至子女年满十八周岁止。接受大学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父母没有法定的支付义务。

第二，关注离婚协议中的特别约定。如果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抚养费支付至大学毕业，该约定对父母具有约束力，可以依约主张。反之，如果协议未作明确约定，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请求一般难以获得支持。

第三，善用助学贷款等制度化渠道。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勤工俭学等，是成年大学生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化途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主动了解并申请相关资助。

成年之后，大学费用不再是父母的法定义务，而是亲情与道义的选择。法律划定的是底线，亲情守护的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