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为鉴｜征收补偿方案以“未再婚”为由拒绝单独安置，法院：方案不得违反上位法

农村棚户区改造中，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离婚双方均没有再婚的，按一户签订补偿协议”。离婚近20年的韩某春因此被排除在补偿安置之外，前夫已签协议领了补偿，她却分文未得。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定：该规定与婚姻自由原则及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相抵触，不能作为拒绝安置的依据。

韩某春系沈阳市浑南区麦子屯村村民，1975年与同村村民王某福结婚。1999年9月，二人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均未再婚。2000年3月，韩某春将户口迁出，此后长期居住在女儿家，无宅基地、无住宅。

2015年，浑南区政府对麦子屯村实施棚户区改造。根据征收补偿方案，离婚双方均没有再婚的，按一户签订补偿协议。王某福已签订补偿协议并获安置，征收部门据此拒绝为韩某春单独安置。韩某春多次反映未果，提起诉讼。一审、二审均判决驳回。韩某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法提审后认为：补偿安置方案中“离婚双方均没有再婚的，按一户签订补偿协议”的规定，将“再婚”作为获得补偿安置的前提条件，违反婚姻自由原则及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不应适用。韩某春离婚后将房屋让与王某福，已无产权和宅基地分割，属于方案中“没有产权和宅基地分割”的情形，有权获得25平方米住房的补偿安置。最终判决浑南区政府在三个月内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或给予货币补偿137500元。

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是否与上位法抵触

本案的核心争议之一是：补偿方案中“离婚双方均没有再婚的，按一户签订补偿协议”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指出，该规定的适用不得违反《民法典》《土地管理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一户一宅”原则的目的是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但将“均没有再婚”作为离婚双方能否分别获得补偿安置的前提条件，实质上是以婚姻状态限制离婚妇女的补偿安置权。《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不得以妇女离婚等为由侵害其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韩某春离婚已近20年，难以认定为“假离婚”，也无证据证明她与前夫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此情形下，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应适用。

韩某春是否符合“没有产权和宅基地分割”的情形

补偿方案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没有产权和宅基地分割的，有一方再婚的，其中一方可申请人均25平方米住房。本案中，韩某春是否符合该款“没有产权和宅基地分割”的前提条件，是再审法院审查的第二个重点。

离婚时，韩某春曾分得“西侧一间平房”，但该房与前夫分得的房产处于同一院落，她难以继续居住，便将房屋让与前夫——这属于对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的重新分割，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出卖住宅”。失去房屋后，韩某春无房可居，符合“没有产权和宅基地分割”的情形，有权获得25平方米住房的补偿安置。

补偿安置方案不得以婚姻状态为由排除离婚妇女的安置资格

本案中，补偿安置方案将“再婚”设定为离婚妇女获得单独安置的前置条件，实质上是将婚姻状态与补偿安置权利挂钩。最高人民法院在审查中明确，征收补偿方案的具体规定在适用时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再婚”条件的设定，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也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相冲突——该条明确禁止以妇女离婚等为由侵害其权益。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强调依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八条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离婚等原因而丧失成员身份。这些法律和政策共同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红线：不得以婚姻状态为由剥夺或限制妇女的补偿安置权利。

第一，收集并保存离婚文书和财产分割材料。离婚调解书、判决书、财产分割协议等，是证明离婚事实和财产分割情况的基础材料。这些文件能够证明离婚的时间、是否涉及产权和宅基地分割等关键事实。本案中，韩某春保留了1999年的民事调解书，成为再审改判的重要依据。

第二，关注补偿安置方案的具体规定是否合法。如果方案以“离婚双方均没有再婚”等为由将你排除在补偿安置之外，需要审查该规定是否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法律相抵触。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规定不应适用。

第三，注意区分“财产分割”与“出卖住宅”。离婚时将分得的房屋让与前夫，属于对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的重新分割，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出卖住宅”。若因此导致无房可居，仍有权主张补偿安置。

征收补偿方案是补偿安置的直接依据，但其规定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将“再婚”作为离婚妇女获得补偿安置的前提条件，与婚姻自由原则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律相冲突。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明确否定了此类规定的适用效力。征收补偿安置，不能以婚姻状态为由将离婚妇女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