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 High | 《刑事审判参考》诈骗罪裁判规则汇总（三）

案情介绍：

伍华与被害人岑露在证券营业部签订授权书，岑露全权委托伍华操作其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为提取上述股票账户资金，伍华私自使用岑露的身份证新开了一个户名为岑露的银行账户。之后，伍华分数次将岑露股票账户内的股票予以卖出，并持岑露的股东卡、身份证到证券营业部柜台通过证券业务人员将上述变卖股票所得款人民币245000元转人其新开的户名为岑露的银行账户，后伍华从该银行账户提走该笔款项。

主要问题：

受他人委托炒股，私自使用他人证件以委托人名义开立银行新账户，通过证券业务员将原账户股票卖出后将所得款转到新账户并取走的行为，如何定性？

裁判观点：

伍华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在诈骗罪中，存在受骗者（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人（或不具有同一性）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三角诈骗”，也叫“三者间的诈骗”。本案认定伍华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关键就在其属于“三者间诈骗”，被告人伍华的“三角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的行为特征。

案情介绍：

范裕榔与“海哥”到金安大厦接手管理奇盛公司，从事电信诈骗活动。之后，范裕榔与“台北哥”共同管理奇盛公司，继续实施电信诈骗活动。奇盛公司以电话推销茶叶为名，先后纠集多人在金安大厦七楼从事电信诈骗活动，由公司统一安排食宿。范裕榔等人购得大量台湾地区居民信息资料后，由简铭助整理打印后分发给各组人员。黄剑梅等被告人冒充台湾地区某医院护士，按照简铭助提供的信息资料拨打电话，告知被害人有人冒用其身份在医院办理保险等业务。取得被害人的初步信任后即提出可帮助报警。随后假扮巡警、警员的郭志航、钟易伦等被告人在电话中称有人冒用被害人的身份开立了涉嫌洗钱及诈骗的账户，需交警察队长处理。假扮警察队长的谢汶融等被告人则声称被害人的合法账户即将被冻结，要求被害人积极配合检察官的调查，否则可能被收押。待被害人相信上述虚构的事实后，王俊权等被告人即以检察官的身份要求被害人将账户中的资金提出，交由司法机关保管，待查明真后返还。被害人接受该建议后，王俊权等人便要求被害人将提出的现金交给冒充司法工作人员的当地不法分子或者汇人指定账户。为避免被害人怀疑，范裕榔等人在收到被害人交来的钱款后，制作相应的虚假司法文书，通过当地不法分子送交被害人，并在奇盛公司设置电话查询系统，供被害人电话查询存款情况。范裕榔等43名被告人使用上述诈骗方式，先后骗取被害人款项共计折合人民币768.0225万元。

主要问题：

1．如何确定公司化运作的诈骗集团中各被告人的犯罪数额？

2．对公司化运作的诈骗集团成员如何认定主从犯？

裁判观点：

1.诈骗集团成员分工协作，共享犯罪利益，均应对集团全部诈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

范裕榔系奇盛公司负责人，陈俊达、简铭助分别负责财务、文件收发等工作，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诈骗集团中具有总体性、组织性，故该三人应当对全案犯罪数额负责，本案其余40名被告人亦应对全案诈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

2.应当综合考虑“职务”等因素认定公司化运作的犯罪集团中的主从犯。

范裕榔是奇盛公司的实际管理者，陈俊达、简铭助是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三被告人对维持公司运转起着重要作用，认定其三人为主犯，自不待言。其余40名分角色实施诈骗的被告人参与实施诈骗行为，均属实行犯，但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有主次之分。奇盛公司实施犯罪的基本模式是分角色与被害人接触，各角色环环相扣，直至被害人受骗上当。因此，在认定这些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越接近诈骗链条末端的角色对诈骗技巧要求越高，对被害人施加的影响越大，其单次诈骗成功率也越高。同时，能够扮演高端的角色也一定程度上说明行为人的诈骗技巧、内部影响力都是比较突出的。此外，还要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人职时间、在公司中的地位及获利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案情介绍：

2011年至2012年3月9日间，杨金凤招聘、雇用被告人赵琪、卢鹏、赵伟军等人，以北京百佳联合企业管理中心楼为据点，编造了“第三届民营经济发展创新论坛”颁发优秀民营企业家、优秀民营企业奖项的虚假事实，并拨打电话销售自制的牌匾、证书，以工本费、档案管理费、手续费、宣传费、人会费、大会组织费、评选费等名目，骗取被害人刘友等人人民币共计152万余元。2012年3月9日，杨金凤等18名被告人在上述地点被公安机关抓获。

2012年3月9日下午，侦查人员接到举报称北京百佳联合企业管理中心楼内有电话诈骗行为后，前往该公司楼内将正在实施诈骗的相关人员全部控制，此时杨金凤以其孩子在幼儿园无人接其回家为由，请求侦查人员允许赵琪代其接孩子回家，侦查人员同意后，明确告知赵琪涉嫌诈骗罪，代杨金凤接完孩子后必须回到现场接受调查。赵琪接完孩子后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回到案发地点接受讯问。

主要问题：

自动投案的行为发生在犯罪嫌疑人被办案机关控制之后的是否成立自首？

裁判观点：

赵琪的行为不构成自首。法律之所以规定自首，旨在鼓励犯罪分子认罪、悔罪，降低社会危险性，节约司法成本并提高司法效率。犯罪嫌疑人在被办案机关控制之前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体现了其认罪、悔罪的态度，降低了社会危险性，同时，也减少了办案机关发现案件线索、进行侦查、实施抓捕的成本，提高了案件侦破的效率。犯罪嫌疑人被办案机关控制后，虽然也可以通过如实供述来表达自己的悔罪态度，但主动性与自动投案不可同日而语，办案机关侦破案件的司法成本已被消耗，不存在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的可能性。本案犯罪嫌疑人经公安机关允许脱离控制，而后又按公安机关指令自行到案的行为，对其被办案机关控制前的认罪悔罪态度和司法成本的节约无任何影响，犯罪嫌疑人脱离“侦查管控”后又自行到案的行为，系被办案机关控制后应当履行的义务，不属于自首范畴内的自动投案。

案情介绍：

2009年10月，受太和县财政局委托，苗辉经营的“苗辉五金经销总汇”成为太和县家电下乡补贴代垫直补销售网点。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苗辉从高振光处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71张，利用家电下乡产品实行销售网点先行垫付补贴后由财政支付的政策，编造虚假的销售垫付信息，骗取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人民币33730.45元。案发后，苗辉退出全部赃款。

主要问题：

家电销售商虚报冒领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的行为如何定性，构成贪污罪还是诈骗罪？

裁判观点：

苗辉构成诈骗罪。虽然受太和县财政局委托审核农户的身份信息及购买资料，并在农户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时把补贴资金垫付给符合购买条件的农户，但其不是基于财政部门的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苗辉在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报冒领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数额较大，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