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30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原告某科技公司、某系统有限公司诉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这起被列为“涉AI智能体新型不正当竞争纠纷示范庭审案件”的诉讼（本案系广州互联网法院涉AI智能体新型不正当竞争纠纷的示范庭审案件，广州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高校法学学者、行政机关、行业协会与互联网行业代表共二十余人现场旁听并出席庭后座谈），聚焦于一个日益凸显的法律难题：当AI智能体不再只是被动响应用户指令，而是主动代替用户“执行”操作时——比如自动打开App、自动填写表单、自动完成下单等等，其背后的技术路径是否合法，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案通俗地讲，就是被告开发的AI智能体软件，就像是一个“自动化代理”，它利用手机系统的特殊权限，冒充真人用户，绕过平台的风控系统，在原告平台上执行各种操作。这种行为既侵犯了平台的权益，也可能给用户数据安全带来风险，因此被法院认为涉嫌不正当竞争，在诉讼初期就进行了行为保全的司法干预。下面对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不可或缺的“双重授权”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命题，是“双重授权”原则的适用。被告抗辩称，其行为已获得终端用户的知情同意，属于技术中立。法院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单纯获得用户授权，不等于获得了完整的行为正当性。

“双重授权”的内涵在于：第三方应用（包括AI智能体）在访问或操作某一平台时，不仅需要获得终端用户的许可，还必须获得目标平台的授权。平台并非用户指令的被动执行对象，而是一个独立的商业主体，拥有自己的技术管理体系和数据安全机制。

这一逻辑的根基在于：平台内的交互秩序、用户数据安全、反爬虫/反刷单机制，是平台经营者长期投入形成的核心竞争资源，属于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若仅凭用户指令，AI即可绕开平台规则、调用系统底层权限进行自动化操作，则平台的所有安全机制将形同虚设。

（二）“技术中立”不能成为抗辩理由

被告另一个抗辩要点是：软件为免费、开源、非营利项目，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一观点同样不被当前的司法实践所采纳。

在竞争法的框架下，是否具有直接的盈利模式，并非认定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条件。只要一方的行为实质性地损害了另一方的商业利益或经营生态，即可能落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围。本案中，涉案AI智能体让用户可以绕过正常操作流程，替代了原告平台的部分交互功能，掠夺了本应属于平台的用户注意力和数据回流，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涉案行为在技术性质上与传统黑灰产“自动抢红包”外挂具有同质性，即均通过非正常手段代替人工操作，破坏他人服务的正常运行。技术中立原则不能掩盖行为的违法性。

（一）平台授权的边界在哪里

本案确立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平台授权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AI智能体调用第三方服务时的必要条件。这一逻辑来源于竞争法的保护逻辑——平台的数据安全机制和交互秩序，并非用户可单方面处分的财产，不能通过“用户同意”来绕过平台的独立权益。

但需要指出的是，“平台授权”的边界并不完全清晰。平台通过API开放的数据范围、授权的审批标准，都由平台单方面制定。这意味着，在缺乏明确的行业规范的情况下，AI开发者可能也会面临一个不对称的风险结构，即平台可以随时通过技术手段拒绝访问，而法院可能事后认定未经授权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因此也期待这方面的规范能够尽早出台。

（二）无障碍服务权限的滥用问题

本案涉及的“无障碍服务”权限，也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议题。该权限的设计初衷是为残障人士提供辅助功能，应用场景包括屏幕内容读取和模拟点击。但实际上，该权限长期以来也是黑灰产软件（如自动抢红包、自动化脚本）的工具。

目前司法实践的立场是，权限的设计目的不能为滥用行为提供免责。AI智能体通过该权限实现自动化操作，在技术上与黑灰产外挂具有同质性，无论表面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绕开平台正常接口的行为本身即存在法律风险。这也提示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权限治理层面，现有的操作系统权限体系，并未为AI智能体的高阶操作场景设计专门的分级授权机制，用户授权了某一权限，但AI利用该权限所做的行为，可能远远超出用户的实际预期。

（三）行为保全裁定的程序价值

本案中另一个亮点是法院在实体审理前即作出行为保全裁定，内容为：一停止提供涉案软件的下载与安装；二停止传播规避教程及相关内容；三删除已获取的用户数据；四断开含有破坏安全风控机制的角色脚本链接。据悉告已履行了裁定的全部内容。

这一程序选择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行为保全的适用条件是“不立即采取保全措施将使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在本案中，如果法院等待实体判决作出后再执行禁令，涉案行为可能已对原告平台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这一程序安排体现了司法对技术快速迭代场景的回应能力。在AI领域，损害一旦发生往往难以量化、难以恢复，传统的“先审后判”路径可能无法有效保护权利人。行为保全作为一种预防性救济，为权利人提供了在诉讼周期内的临时保护。

（一）官方接口优先

本案带来的重要启示就是，通过官方API接口与第三方平台交互，是合规成本最低、法律风险最小的路径。官方接口意味着平台的事先授权，意味着数据交互有明确的边界，也意味着在纠纷中开发者有更强的抗辩基础。

对于AI智能体开发者而言，这意味着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优先评估目标平台的API开放情况。如果某一功能没有对应的官方接口，需要在法律和商业层面重新权衡。

（二）用户真实意图确认的制度化

当AI智能体执行涉及用户财产权益、隐私数据或具有不可逆后果的操作（如支付、删除、发布）时，系统应设置独立的、非AI模拟的用户最终确认环节。这一要求的目的，不仅是确保操作的准确性，更是证明操作基于用户“当下真实意图”而非AI的“自主决策”。

从合规角度看，这一确认机制可以强化“用户授权”这一环节的真实性，削弱“平台授权”缺失的抗辩障碍。

（三）“技术中立”抗辩的局限

“技术中立”曾是互联网行业的重要抗辩策略，其核心论点就是工具的开发者不对使用者的具体行为承担责任。但本案以及近年来的多起司法实践表明：当产品设计本身诱导了高风险行为（如规避风控、提供规避教程），或者产品功能预设了破坏他人商业生态的目标时，“工具中立”的抗辩将失去效力。

合规前置不是成本，而是风险防范的最优路径。在产品设计阶段引入法律审查，尤其是涉及系统权限调用和第三方平台交互的部分，将越来越成为行业标配。

本案尚未宣判，但其确立的“双重授权”原则，已经对AI智能体行业产生了立竿见影的信号效应。在AI从“被动辅助”走向“主动执行”的技术演进中，法律规则正在快速跟上。

对于AI智能体开发者而言，本案最重要的提示或许在于：平台授权不是一种可选的商业安排，而是不可绕过的法律前提。在没有获得平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绕开平台规则实现的“自动化”，无论用户是否知情，无论是否免费开源，都可能面临不正当竞争的认定风险。

AI时代的竞争规则正在被重新书写，合规的边界需要每一位参与者自己去丈量。

文 |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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