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0余条包含明星、“网红”、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的个人信息被公然挂在网上,浏览量超过400万次;只要付费,就能查询、购买他人的隐私信息;更有甚者,组织者直接煽动粉丝对受害者进行电话、短信“轰炸”和辱骂……
这不是某部犯罪电影的剧情,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的真实案件——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诉周某某等人“网络开盒”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开盒”,这个曾经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网络黑话,如今被正式写进了最高检的典型案例。这起案件究竟特殊在哪里?又向网络空间释放了哪些信号?本文为您深度解析。
一、案情回放
2023年7月至2024年3月,周某某等6人(其中含部分未成年人)在某境外软件上创建、管理了3个专门用于“开盒”的频道;他们通过共享、购买及利用“社工库”机器人搜索等途径,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在频道内先后发布1200余条个人信息,受害者涵盖明星、“网红”、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等不特定对象,浏览量超400万次;通过在频道内发广告、互相推荐来“养号涨粉”,吸引他人付费查询、购买个人信息,从中非法牟利;在发布部分信息时附加侮辱性评语,甚至组织、煽动频道关注者对受害者进行电话、短信骚扰和辱骂。
可以看出,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法获取—公开发布—引流变现—煽动网暴”的完整闭环。“开盒”在这里不再是小孩子饭圈互撕的“玩梗”,而是一门有组织、有分工、有盈利模式的黑色生意。
2024年4月,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线索;6月24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依法发布公告。为查清公益损害事实,检察官先后奔赴陕西、广东、湖南等多地调查取证。2025年4月11日,临安区检察院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值得一提的是,起诉后各被告在开庭前便自行删除了涉案信息、注销了相关账号——公益诉讼的震慑力,在开庭前就已显现。2025年8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各被告已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并公开赔礼道歉。
二、案件分析
(一)检察机关出面管辖的原因
很多人会有疑问:被“开盒”是受害者个人的事,检察院为什么会出面?答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正是本案的定性关键——“开盒”指向的是不特定多数人。今天被挂出去的是明星、网红,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当侵权行为的对象不特定、人数众多、危害扩散时,受损的就不再只是某个个体的私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维权困境:被“开盒”的受害者往往面临侵权人难锁定、证据难固定、损失难量化的三难境地,个体维权成本极高。如果只靠受害者单打独斗,大量“开盒”行为根本无法被追责。此时,检察公益诉讼补位的制度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当个体维权走不通时,国家公权力站出来兜底。
(二)此案件的“教科书”意义
第一,刑民并行,实现“全链条追责”。本案要旨中明确提到,检察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对“开盒”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这意味着“开盒”者要面对的绝不只是一副手铐。刑事责任解决“坐牢、罚金”的问题,民事公益诉讼则解决“赔偿、道歉、消除影响”的问题——双管齐下,一次行为、多重追责。刑事处罚再重,也不能替代对公共利益的修复;这正是“刑事打击+公益保护”组合拳的价值所在。
第二,获利少,不代表赔得少。本案最值得法律人关注的细节是:经查证,侵权人的实际获利较少。按照传统思路,赔偿往往以违法所得为参照。但办案检察官清醒地认为:获利金额根本无法真实反映公共利益受损的程度——1200条信息、400万次浏览、无数受害者遭受的骚扰与恐惧,岂是那点违法所得能衡量的?为此,检察机关专门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高校法学专家、消费者协会、网信办等多方共同论证,综合考虑信息数量与种类、社会危害程度、治理修复成本、侵权人经济能力、刑事罚金等因素,最终酌情确定六人共同承担10万元公益损害赔偿金。
这一认定思路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获利决定赔偿”的路径依赖,让公益损害赔偿回归其惩戒与修复的本质功能——不是算你赚了多少,而是算你造成的伤害值多少。
第三,未成年人参与“开盒”,监护人一起买单。本案中,六名行为人里有部分未成年人。检察机关的诉请明确:周某某等人及部分监护人共同承担10万元公益损害赔偿金。这对应的是《民法典》关于监护人责任的规定。一个刺眼的现实是:“开盒”群体正呈现低龄化趋势,一些未成年人把曝光他人隐私当作“网络社交资本”,甚至以此在圈子里“立威”。本案用判决告诉所有家长,孩子在网上的恶行,法律上家长是要兜底的,这不只是一份赔偿清单,更是一记家庭教育失守的警钟。
第四,管辖与程序的典型示范。本案由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按照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规则,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正属其管辖范围。从立案公告、跨省取证、专家论证,到诉请的精准设计(停止侵权、删除信息、公益赔偿、国家级媒体公开道歉),再到因被告庭前自行整改而灵活撤回部分诉请——整个办案流程堪称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范本。
三、案例启示
笔者认为,此案件带来三个不可忽视的信号,值得关注。
首先,“开盒”治理已升格为国家行动。从2023年9月“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明确“网络暴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到2025年5月中央网信办专门印发通知、部署重点平台以“零容忍”态度整治“开盒”乱象,再到此次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公益诉讼三条战线已经合流,“开盒”不再是没人管的灰色地带。
其次,境外软件不是“避罪天堂”。本案行为人选择在境外软件上开设频道,显然是心存侥幸,以为服务器在境外就能逃脱监管。但案件的办理结果证明:行为地在国内、受害者在国内、损害后果在国内,中国法律就管得着。
再次,“法不责众”正在变成“法必责众”。无论是组织者、频道管理者,还是参与辱骂骚扰的跟风者,在这套治理逻辑下都难辞其咎。特别是那些抱着“我只是转发”“我只是围观起哄”心态的人,必须意识到:网络空间里,每一次点击、每一句辱骂,都可能成为侵权链条上的一环。
四、结语
最高检在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中明确,“网络开盒”不仅冲击个人信息保护防线,更对公共信息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
这起案件的价值,不止于让6名“开盒”者付出了代价,更在于树立了一个标尺:在互联网上,任何人的隐私都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任何人的尊严都不是可以围观的猎物。治理“开盒”,需要法律的利剑,需要平台的尽责,也需要每个网民的自觉——不搜索、不购买、不传播他人隐私,不参与、不起哄、不围观网络暴力。毕竟,当“开盒”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时,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盒中人”。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文 | 张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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