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炬文萃 | 古代判词撷趣

HUAJU WENCUI

自周朝断狱听讼以来，判词即应时而生，它们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典籍中,犹如一粒粒珍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们是法律文献的文学之花 。判词始于西周，兴于唐朝，成熟于北宋，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古代文人的公堂判词一般都比较墨守成规，但也有许多判词写的才藻华丽、文采飞扬，引经据典、辛辣讥讽、妙趣横生。例如郑板桥的“僧尼私恋案”的判词：“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就写得文采斐然、字字珠玑。笔者现就将古代关于大家所写的几篇有趣的判词挑选出来，以飨诸君。

唐代诗人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创造者，他的诗与白居易齐名，史称“元白”，元稹在朝为官期间，所作的判词文字优美，见之如沐春风、令人忘俗。一次，乙姑在田中种树，老邻长斥责其妨害谷物生长，乙姑不服告至元稹处，元稹判词为“百草丽地，在物虽佳，五稼用天，于人尤急。乙姑勤树市，颇害农收。列植有昧于环庐，播穑虽妨于终亩。虽椅桐梓漆，或备梓人之材；而黍稷稻粱，宜先后稷之穑。苟亏冒陇，焉用成蹊？纵有念于息阴，岂可侔于望岁？植之场圃，合奉周官；置在田畴，殊乖汉制。既难偿责，无或顺非。”元稹判词的大致意思是，“种类繁多的草木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对于世间万物来说总是好事，但庄稼的成长却完全依附于农时，对于人而言更是着急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吗？你虽然在田间勤奋的种树，但对农作物的收成却是有害的呀。在田地中种树这种做法本来就违背了在茅庐周围种树的道理，田地中的树木虽然是柔韧之材，或许可以成为木匠的有用之物；但谷物的成长收成却是我们最先考虑的事情。如果庄稼长势不好，人连肚子都填不饱，纵使种上成排成排的树又有何用？树木即使长的再茂密葳蕤、蓊蓊郁郁，又怎么能同盼望谷物丰收的心情同日而语呢？将树木种在场圃符合常理，而要将树木种在田地，却是有违礼制的。既然你难以承担赔偿之责，那就不要做这些不对的事情了。”何等的样人才能写出这等富有诗情画意的判词，这本来就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田地种植树木的纠纷，可我们的元大人却引经据典，写得用语典雅洗练、论理酣畅，字斟句琢，扬葩振藻。

清朝康熙年间的名吏陆稼书在任时因以德化民，待之如家人父子，以至于达到“无讼”的最高境界，辖下也政清人和，庭可生草。通过其所写的判词可以窥见一斑。有一表兄汤寅因羡慕表妹慧芬美丽聪慧，欲以求婚，却遭拒绝，便四处散布谣言，谓其表妹如何不贞、如何失节，表妹投缳未果，遂哭诉至陆公处，陆公大怒，判汤寅杖一百，徙十年。陆公判词义愤填膺，开门见山首先说道“审得朱慧芬控表兄汤寅毁人名节一案，本县直为眦裂。女子以贞操为人生第一事，贞操保持，则乡里钦佩，族党景仰，否则即不齿于人类。朱惠芬端庄稳重，言笑不苟，正一四德兼全之女子。”随后又抨击汤寅“且正利用其备尝痛苦，以快一时之泄愤。而受之者辩即不可，忍又不能，大有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之恨。谁无女儿？谁无妻妹？易地以处，将之如何？天道果有知，汤寅其不得免乎？应从重治罪。”最后又劝朱慧芬道“惠芬二八之年华，待字闺中，才貌如此，而又加以贞白自爱，正不患有郎似玉。…曾参杀人，不疑盗嫂，天下固多此冤抑者。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清浊之分，不在外而在内。鼓钟于宵，声闻于外。惠芬亦曾绝读诗书者，当必不以次而介介也。”一代名吏的手笔就是不一样，谆谆教导，苦口婆心，文笔娴熟，直抒胸臆。陆公判词中一面大肆抨击训斥汤寅，一面又极力安慰朱慧芬，名吏如此，辖下焉能不政通人和，风清气正。

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县令。他历任溧水、沭阳、江浦、江宁知县，“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他为人正直，率性坦诚，因厌恶官场，40岁即辞官隐退，离任时，百姓夹道相送，攀车饯酒。为官一方，此公不惧权贵，嫉恶如仇，处事办案颇受人称赞。一日有周、姚两位乡绅争地，袁县令经过一番核实，查清“一谓周姓祖产，一谓姚姓私产。既无官契，又无界石，穷搜旧案，遍诘邻人，亦均无可指实。盖已荒废五十年矣。”袁枚查清后认为周姓乡绅说是祖产，没有官方契约佐证，姚姓乡绅说是私产，可也没有房屋遗留的界石痕迹，查遍以前的档案，又遍寻附近的邻人，都不能证实，因为这房子已经荒废五十年了。正值县里当时修建育婴堂，苦无地址，袁大人为民做主，判道“本案争地，既不能断归周姓，又不能断归姚姓，曷若捐之公家，以成好事？谁无子女，谁非人子？育婴保赤，虽曰官吏之职责，地方人士亦应量力玉成，以助其事。况该地本非周姚两姓所应得，归入公家，何施不可？着即息争，毋再多渎。后日育婴堂告成，即以此判刊入碑志，作周姚两姓捐赠之地，以垂不朽。庶法与情两得其平。至今万里长城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两造亦俱可释然矣。此判。”周姚两位，你们不要争了，这块地既不能给你老周，也不能给你老姚，你们作为乡里的知名人士，不如把这块地捐献出来，修建育婴堂；育婴堂修成，立碑铭志时将你二人名字镌刻上去，岂不名垂千古？

袁枚还有一篇判词，也挺有趣，说的是袁登礼之子少礼娶妻贾氏，不想贾氏娇养，未尽中馈（妻室）职责，袁翁以荆木鞭笞儿媳，儿媳哭诉公堂。袁枚感觉到荒唐可笑，判词中遂训斥袁翁“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小妮子年幼无知，教导不妨稍肃，而鞭笞朴责，非翁姑之所应有。冠子不言，发子不笞。子尚不可，何况乎媳？是本县不能不为袁登礼告诫者也。”而后又教育袁少礼“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举案有相庄之雅，送有如宾之敬。夫夫妇妇，而后家道以正。纵有百恶，岂无一善？是本县又为袁少礼训责着也。”接着劝慰贾氏道“夫唱妇随，妇本从人。翁姑即是父母，更当孝敬。不宜稍存芥蒂，有碍服老奉养。日为人妇，转瞬即为人母。今之所以伺翁姑者，亦即他日之所以使子妇。此本县更为贾氏勖勉者也。”最后，袁枚判道“应即归家，毋再起衅。父慈子孝，夫顺妇从。和气致祥，共守勿渝。”两篇判词显示出袁枚面对诉讼，并不是呆板四平八稳的训斥，多是耐心的劝导和说教，用语精炼、贴切，而且也可以看到其尊重女性、以礼释案的特点。他的语言铿锵有力，神完气足，真挚情感流露无疑，又岂不感人至深，被当时的官吏争相效?

李鸿章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影像资料中的李中堂往往是严肃呆板的大人形象，但在读他的“禁宰耕牛之批”判词中也有其可爱、至情至性的一面，试看“动物之中，惟牛最灵，亦惟牛为最苦。佐民耕稼，则犁雨锄云；努力挽输，则任重致远。彼既有功于万家，人胡忍心于一割？肉飞血洒，惨目伤心；就戮而哀鸣，鼓刀而堕泪。观其觳，深可悯怜矣。夫百务皆可资生，何必操刀为活；五味尽能适口，奚难舍此一脔？既据禀请，重申禁令，特再遍行申饬。倘有视为具文，教而不改，本部院姜柱不移，有言必信。一经告发，立置重典。勿谓忍心射利，三尺可漏也。”判词流水行云，而且用情至深、深情并茂，读后焉能不令人动容，再行杀生。

古代的判词，写的严谨细致、情法交融，而且判者多博学多才，判词中大量引用经诗名句以及杂记小说之言，对事实、理由进行叙述论说，措词贴切，文笔直抒胸臆，使人看后感觉到心悦诚服，醍醐灌顶。面对当今判决书的现状，我们应该仔细的借鉴古代判词的优点，扬长避短，文书中不妨也引用些弘扬传统美德的名言绝句，使文书在呆板生硬的法律基础之上，增添些温暖柔和的道德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