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炬数小合｜国家文物局《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解读

其一，《办法》出台是国家战略的明确要求。近年来，《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先后出台，明确提出促进各领域数据科学管理、共享共创。文化数字化战略要解决“文化资源数据化”的问题，数据基础制度要解决“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问题，两条线索在文物领域交汇，呼唤一部行业性的数据管理规则。

其二，《办法》出台是行业实践的现实倒逼。经过多年文物数字化建设，各级博物馆、文保机构积累了海量文物数据，但长期面临“三难”：一是权属不清，数据采集多方参与，成果归属缺乏统一规则；二是管理分散，采集、存储标准不一，安全水平参差；三是开放不足，大量高价值数据沉睡在库房和服务器里，社会“用不上、不敢用”。新华社报道也明确指出，《办法》出台正是为了规范数据生产、保障数据安全、引导有序开放利用、激活数据潜能 。

其三，《办法》出台是法治框架的条件成熟。 2024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强化了文物资源资产管理与信息化要求，《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安全管理的基本制度，《办法》正是以这些法律为上位依据，将通用的数据规则转化为文物行业的具体管理语言。

《办法》主要内容可以用“一条主线、两个亮点、一套闭环”来概括。

（一）一条主线，即全生命周期管理

《办法》以“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为基本原则 ，对数据生命周期的六个环节逐一设立规范，具体包括：

1. 采集环节。自主采集与委托采集并行，但委托须审核受委托机构的法人资格、专业能力、采集方案和安全预案，签署委托协议并派专人现场监督；采集人员须签署保密承诺书，原始数据及时校验移交，受委托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留存；可移动文物原则上在馆内采集，已有数据能满足要求的不得重复采集 。

   
   

2. 加工环节。明确加工场所，部署物理安防设施，采取访问控制、操作审计等管控措施，加工产生的临时、缓存数据及时删除 。

   
   

3. 存储环节。实行“集中备份”模式——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在国家或区域存储中心备份存储数据；国家文物局统筹规划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建设，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具体承担存储中心和登记管理平台建设 。

   
   

4. 传输环节。以线上传输为原则，且须通过国家安全管理认证的传输平台；确需线下传输的，加密存储载体＋专人送达＋交接记录 。

   
   

5. 登记环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是登记主体，数据采集、加工完成后应在登记管理平台办理登记；登记分首次、变更、撤销三类，首次登记须经审查、公示无异议后出具登记证明 。

   
   

6. 服务环节。这是《办法》着墨最重的部分，详见下文。

   
   

（二）两个亮点，即确权与开放

《办法》第三条规定：“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 这一表述在目前的数据领域非常独特，其法理依据是《民法典》《文物保护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文物本身属国家所有，国家投入资源组织生产的数据成果亦属国家所有 。在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改革尚无统一立法的背景下，行业主管部门以部门规范性文件明确特定类型数据的归属，其破冰意义不容小觑。同时《办法》要求通过协议约定、数据登记等方式明确各类数据归属和各方权益 ，为参与各方留下了意思自治的空间。

《办法》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条构建了文物数据服务的完整规则，内容如下：

首先是明确总要求，即数据服务遵循公正、公平、便民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的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原始数据不出域”是安全底线，“可控可计量”是运营前提。

其次是明确负面清单，即涉及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违背公序良俗伦理道德、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来源不明、捐赠协议约定不得公开等六类数据不得开放。

再次是明确三类应用场景：一是主动公开，通过官网或登记平台有计划公开加工后数据，供公众浏览、欣赏、学习；二是非营利性授权使用，学术研究、公益展览等按非营利原则无偿或合理收费；三是营利性授权使用，商业展览、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影视动漫、广告宣传、游戏开发等，由双方协商确定授权范围和服务费用。同时鼓励机构之间联合加工高质量专题数据集、合作提供授权服务。

最后是明确配套机制，即授权使用须审核使用方主体资格、信用记录、经营状况并签署授权协议；利用数据溯源技术为授权数据提供唯一标识，保证流转全流程可溯。

（三）一套闭环，即构建责任体系

《办法》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原则，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统筹建立安全风险监管与应急处置机制；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开展安全检查；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事件报告义务。责任后果上，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履职不当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其他主体窃取数据、违反协议超范围使用或向外分发泄露授权数据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管理责任与使用责任两端闭合，构成了完整的问责链条。

第一，对文博机构而言，这是一份限期完成的合规清单。距离11月1日起施行只剩不到四个月，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对照《办法》逐项自查：数据保存管理制度是否建立，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部门是否明确，委托采集加工协议是否规范，登记义务如何落实，数据服务制度、收费标准如何制定并公布。特别是“原始数据不出域”和集中备份存储的要求，意味着部分机构现有的数据管理模式需要调整。

第二，对文创、影视、游戏等产业而言，商业化通道正式打开，但“免费午餐”时代结束。《办法》明确列举了营利性使用场景，意味着文物数据商业开发有了正式的制度入口；第六条还规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数据采集、加工，参与机构可享有优先使用数据服务的权利 ——这对数字化服务商是明确的政策红利。但另一方面，授权协议、范围限制、费用支付、数据溯源将成为标配，过去那种“网上扒图直接用”的做法，今后将直接触碰第三十二条的法律责任条款。建议相关企业尽快建立文物数据授权审查机制，把授权协议、使用范围、期限、衍生成果归属作为合同审查重点。

第三，第二十八条的衍生数据条款值得特别关注。数据服务过程中通过建模分析、关键信息提取等方式产生的衍生数据，“协商约定属于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的”，按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 。换言之，衍生数据归属是谈出来的，不是法定的——合作谈判中谁先意识到这一条款的分量，谁就掌握主动。

第四，从数据法治研究的视角看，《办法》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国家所有＋机构管理职责＋登记公示＋分层授权＋全程溯源”的制度组合，与各地正在探索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高度呼应。登记管理平台出具的登记证明，未来在数据资产入表、数据产品交易、侵权维权中的证据价值，都值得持续观察。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但文物数据可以“永续利用”。《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国有文物资源数据从零散探索走向统一规则，从“锁在库房”走向“有序开放”。对于文物领域，这是一次治理升级；对于数据要素市场，这是一次制度实验；而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家机构和企业，都是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