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为鉴 | 村委会证明权责边界划定：大连案例揭示“负面清单”风险与规范路径

刘某林交通事故身亡，其年满60岁的配偶徐兰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为证明刘某林生前具有劳动能力和收入以扶养家庭，徐兰方向法庭提交了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

争议焦点：该《证明》内容涉及了对刘某林“经济状况”或“收入”的描述。被告方（保险公司）对此证明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法院裁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根据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 “居民财产证明（经济状况证明、收入证明……）” 已被明确列入 “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 。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恰属此列，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关键事实的有效依据。

裁判结果：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要求一审法院围绕“受害人生前劳动及收入状况”重新组织举证和审理。

本案并非否定村委会的所有证明作用，而是精准界定了其职能边界，核心在于区分 “事实描述” 与 “经济判定”：

1.可为之事：证明“事实状态”

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对其辖区居民的常住情况、家庭关系、身份信息、是否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本地劳务等基本事实，具有天然的知情优势和证明资格。例如，证明“某某系我村村民，常年在本村居住生活，主要依靠务农及打零工为生”属于对客观状态的描述，通常是可被接受的。

2.不可为之事：证明“经济数额”

国家之所以将“收入证明”等列入负面清单，主要基于两点考量：

o核实能力有限：村委会通常不具备银行、税务、用人单位那样的精准核查个人具体收入、财产的手段，证明内容易流于主观或道听途说，缺乏公信力。

o规避风险与纠纷：随意出具经济证明，可能使村委会卷入不必要的经济纠纷、虚假诉讼，甚至被利用于骗取社保、贷款等违法违规活动。

为避免好心办错事，陷入法律风险，村委会在工作中应严守以下原则：

1.严守清单，不越“红线”

组织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公章管理的人员，务必熟知并严格执行《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对于清单明确禁止的“收入证明”、“财产证明”、“贫困证明”（需由专业部门核定）等，应坚决拒出，并做好解释工作。

2.规范内容，只证“事实”

出具证明时，内容应严格限定于客观事实的描述，避免出现任何关于具体金额、价值、数额的判定。采用“主要从事……劳动”、“主要生活来源为……”等概括性表述，而非“月收入约XXX元”。

3.引导维权，指明正路

当村民因理赔、诉讼等需要证明经济收入时，村委会不应简单拒绝，而应积极引导其寻找合法有效的证据途径：

o提示其提供：银行工资流水、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及证明、缴纳个人所得税记录、规范的市场经营凭证等。

o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可建议其注意保存微信/支付宝收款记录、雇佣方出具的结算凭证等。

o在符合事实的前提下，可为其出具旨在说明其“具有劳动能力及从事劳动活动”的辅助性事实证明，作为证据链的补充。

一张薄薄的证明，背后连着的是百姓的权益与司法的公正。大连中院的这份裁定，是对基层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的有力推动。它提醒所有村委会和社区：证明的权力，也是需要被规范和约束的责任。唯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行使职责，才能既为民解忧，又自我保护，真正筑牢基层善治的根基。